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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前信访工作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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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22 来源:县政府办公室作者:纪社河

  信访制度是公民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具体形式,在充分发扬民主、了解社情民意、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公民信访方式和心态随之呈现出非理性趋势。特别是一些涉法涉诉类案件的当事人宁愿通过信访渠道寻求解决,也不愿走司法诉讼渠道,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比较突出,凸显了新时期信访制度体系和法治环境面临的困境。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县信访工作进行的实地调研和亲身参与,对破解信访工作存在的瓶颈产生了一些想法和思考,仅供诸位参考。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信访制度功能扭曲。根据我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占信访总量的比例仍然较高,特别是涉及政府行政执法、农村征地、城市改造拆迁和企业改制等行政诉讼类信访占了很大比例。由于涉法涉诉类信访关系到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效果,影响面大,稍有不慎,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涉法涉诉类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基层群众关注的热点、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也就成了司法工作的难点。但是,当事群众绕开以司法诉讼维权的法定渠道,一味寻求信访渠道解决问题,赋予了信访制度谋求矛盾纠纷解决和实体权利救济的超强功能,信访制度本身具有的密切联系群众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本体功能已被弱化。导致现实中的“信访”已非《信访条例》所界定的信访,也远远超出了信访机构本身的职能权限,最终将信访制度的功能扭曲和异化,逐步演化成为超越了司法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公民维权机制。

  (二)司法资源造成浪费。近年来,县内涉诉类信访问题的增多,显示了公民对司法公正的极度期盼。诚然,少数涉法涉诉类信访事件是由于司法机关人员执法不公造成的(如冤假错案),但多数是因为诉讼败诉或者对国家法律法规误解造成的。当事人为了挽回官司,寻求所谓理想中的“公平正义”而缠访、闹访、越级访,绕开了司法诉讼程序的维权途径,将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信访这一渠道,损害了法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案件陷入恶性循环。总体来看,可以认为公民选择信访的心理应当是理性的,对信访方式的选择也应当趋于理性。但随着民主和诉求的意识不断增强,一旦牵涉到个体切身利益,诉求愿望便异常强烈,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的方式和心态也呈现出非理性趋势,具体表现为几个多:一是“群体访”不断增多。当事人少则三五人,多则成群结队成十上百甚至几百号人上访;二是“重复访”不断增多。当事人一次上访不行,多次前来政府要说法,甚至“缠访”和“闹访”。三是“武力访”不断增多。不少当事人甚至认为闹得越厉害越能引起领导重视,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持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非理性心态,利用激烈手段信访的越来越多,导致步入“初访→重复上访→武力访”的恶性局面,不但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影响了干群关系,而且造成了新的隐患。

  二、主要原因剖析

  (一)传统观念影响。传统“人治”观念意识助长了信访情绪。纵观中国信访制度演变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拦轿喊冤”,近代的“上书请愿”,还是当代的“领导批示”,都是寄希望于当权者为百姓做主伸冤,体现的是传统的“人治”模式痕迹。加之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公和个别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等现象也令许多人怀疑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导致部分民众始终认为政府比法院“管用”,领导“批示”大过“法律”。如此观念,便极大地助长了信访者的信访情绪,遇到纠纷和矛盾不找法院找政府,大事小事都要上访,即使是已经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的案件也要跑到政府机关上访。更有甚者,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无论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就纠集相关人员甚至无关人员上访闹访,甚至围堵政府大门,向政府施压以求达到目的。如2018年某地发生的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家属因肇事方无赔偿能力,尽管已经在法院提起了诉讼,仍然反复到县政府群体上访,要求县政府给予其不合理的、临时救助以外的经济赔偿。对此,笔者认为,公民针对诉讼案件的上访,属于法律的申诉,都是诉讼行为,应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不应盲目,这种“期盼以人治的力量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过激行为,无疑会对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二)司法体制影响。司法维权是公民最主要、最有效的权利保障途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部分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有效解决新涌现的社会纠纷和矛盾。仅从我县实际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迁,过去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未进行明确的事项就造成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诸多重复访案件无法彻底解决的主要原因。同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很多政府行政行为难以真正纳入司法审查渠道。比如:大量存在的抽象行政行为难以进入司法审查途径。虽然制订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赔偿制度,但是,受制于行政诉讼立案范围,司法机关可能会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予受理立案。即便是行政诉讼案件进入司法诉讼渠道,经过努力在程序上和道义上解决了行政争议,但在实践中由于执行经费、人力、人情干扰等各种制约因素,实际执行起来就打了折扣,甚至无法执行落实。

  (三)维权成本影响。公民采取法院诉讼维权需要的各类成本,如律师费用、诉讼费用、案件审查时间等等,都是刚性的、有约束性的,从申请行政复议、劳动仲裁还是行政诉讼等具体情况来看,必须要面临案件的受理、立案、取证、调查和审理过程,往往还要涉及一审、二审和执行等若干环节,整个过程经常会延续较长时间,还有可能面临败诉的结果,这是大多数维权民众无法接受的。相反,大多数信访维权只需要“带着材料门口闹一闹”,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信访维权无疑是“划算的”,这也是造成信访案件逐年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一)转变观念,规范公民维权方式。众所周知,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维护可以既寻求新闻媒体的帮助,必要时也可以依照各类法律法规来主张。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群众涉法涉诉案件越级重复上访、缠访、闹访等行为都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和损害社会公共安全秩序为代价来维权。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公民法治意识仍然存在着重大误区。对此,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保证公民信“法”用“法”,逐步规范维权方式,以理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降低成本,保证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要破除依法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深入结合国家放管服改革措施,进一步简化有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试行推行简易仲裁和诉讼方式,切实降低维权成本,使人民群众在维权过程中能“打得起”官司。例如,设立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非法集资诉讼“绿色通道”等等。

  (三)健全体制,引导争议进入法定渠道。政府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应减少各级领导的直接批示,增加指导、协调等内容,将各类争议逐步引导到解决的主渠道上来,避免出现“有领导的批示就能解决”的思想蔓延。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当前的法治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执行机制,全面捍卫法律的权威性、独立性和有效性,让法律真正变得可及、管用,值得信赖托付。另一方面,必须杜绝单纯依靠领导批示、制造轰动效应(如自焚、跳楼等)引起官方和社会重视等非法定解决渠道,千方百计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到法定渠道上来进行解决。

  (四)科学决策,切实斩断信访源头。从现实看,在许多信访事件的背后,个别基层政府的确存在着不科学决策、不规范执政、缺位和越位现象,滋生了新的“信访源”。比如,由于政府规划不科学、公民个人住房审批监管不到位,引发的征地拆迁等。为此,必须进一步坚持科学决策、依法执政,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纠纷和矛盾发生。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的原则,及时畅通民众的诉求表达主渠道,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企业改制与职工利益等关系,将一切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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